邱华栋:“作家中的作家”为读者提供独特价值

2019-09-11 12:16:35 围观 : 137

  在邱华栋这里,衡量“作家中的作家”的标准,在于他们能否打破人们对文学的固有理解,为文学的嬗革开新风、辟新径:“我们没读过卡尔维诺,哪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有意思的作家?没读过博尔赫斯,哪知道文学作品可以把幻想性和知识性结合得这么好?没读过萨尔曼·拉什迪,哪知道印度还有作家能把《一千零一夜》的传统和印度的喧闹现实,以及英国文学的影响结合得如此精妙?” 这一次,邱华栋带来的《金瓶梅版本图鉴》和《作家中的作家》,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他的“读书笔记”,其中,《作家中的作家》一书意在“绘天才精神肖像,传大师旷世之音”。该书选取了普鲁斯特、卡夫卡、博尔赫斯、加缪、卡尔维诺、石黑一雄等十三位现代文学大师,作者从个人阅读经验出发,对大师们的创作进行精微的观察和独到的剖析,力图为中国读者带来世界文学的诗性观照。 邱华栋向来以“多面性”著称文坛。他读书奇多,且酷爱《红楼梦》《金瓶梅》版本收藏;他创作量惊人,洋洋洒洒三十八卷《邱华栋文集》刚刚付梓;作为曾经的《青年文学》主编、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,目前在“鲁院”负责作家培养,他密切关注当代文学发展动态,关注青年写作的新趋势、新亮点,不遗余力地推进当代文学向前发展。 邱华栋举了个例子,他在《人民文学》担任副主编时,曾刊发过郭敬明的《小时代2.0之虚铜时代》,为此遭到了朋友的一顿“痛斥”,他很不客气地反驳:“郭敬明的作品为什么不能发表?尽管其中有一些拜物主义思想,但它毕竟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样态,让人们看到年轻作家如何感受他所处的时代。” 邱华栋拥有3万册藏书,他在北京的几处房子全被用作了“藏书阁”。苏童评价邱华栋,说他“读书之多,多到恐怖”。 “我到国外去,发现世界的天涯海角都有中国人的身影,在古巴,在偏僻的海岛,甚至在枪声阵阵的巴西圣保罗,都有几十万中国人生活在那里。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?他们在国外经历了什么,生命里有怎样的欢喜和悲伤?我构思了一系列讲述全球化时代中国人在国外生活的短篇小说,试着走进‘新华人’们的心灵世界,并尽力带给读者关于登山、潜水、徒步旅行的有趣知识。” 不过,邱华栋更愿意谈的,还是他自己的创作。他笑着说,别人过年喝酒作乐,他过年闭门写作,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,他才能暂时摆脱繁忙的事务,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中来,“别人总问我,你工作这么忙,为什么还能写出这么多小说?我说我有一种利用时间的方法,叫‘碎片连缀法’,充分利用空闲时间甚至出差途中的时间写作。” “我一年精读几十本书,泛读几百本书,加起来有七八百本书。”邱华栋说,“为什么读这么多书?我们生活在信息化时代,每天有各种资讯从四面八方潮涌而来,但读书是一种主动的信息获取,是你和作者之间互相的凝视和对话,这是任何其他信息获取方式无法取代的。” 当下,文学批评界正呼唤城市文学奏出时代强音,而作为“城市文学先行者”的邱华栋,此时将目光投向了发生在现代生活更前沿的东西—— “做文学编辑能够第一时间发现文学的新苗头、新亮点,然后去推动它的发展。”邱华栋说。他曾抱怨,有很多青年作家写出了很漂亮的实验小说,可是那些批评家、大学教授们根本就不想去关注,“我们这些当编辑的,习惯保持一种宽阔的、包容的视线,对新的、正在生长的东西总是抱有巨大的热情,可有的人就是固步自封。坏的批评家等于拦路抢劫的罪犯,作家们应该把他抓起来暴打一顿。” 回到新书《作家中的作家》,邱华栋认为,当代中国文学应努力向一切文明汲取营养,进口品客薯片哪种味道最让人欲罢不能!真正做到无问西东:“文学不分什么中国文学或外国文学,它从来都是你中有我、相互影响,而大作家们形成了一座座高峰,等着我们通过阅读接近他们,在大师的激发下,写出自己独特的作品。” 长期担任文学刊物编辑,目前在“鲁院”负责作家培养,这些经历使邱华栋在“书虫”和高产作家之外,还拥有了另外一重身份:当下文学动态的密切关注者和青年写作的大力推动者。 这背后是邱华栋对城市文学独特重要性的认识:城市才是现代人的“现在时”,作家要和城市不断较劲,一个作家只有和一座伟大的城市联系起来,才可能获得恒久的生命力。 当把笔触伸向城市时,邱华栋不满足于新闻式的陈述。在他看来,作家要有两把刷子,一是积极走向大地的行动能力,一是对生活素材进行加工的审美想象能力:“我的一些小说明显受到卡夫卡以来的现代派小说家的影响,运用变形、夸张、荒诞的手法,来描绘都市人的隐疾和暗伤。” 再苦再累,为了文学,依然值得。邱华栋说,要把文学当作一种爱好,唯有当成爱好,才能无怨无悔、不计报酬地坚持下去:“你看曹雪芹和兰陵笑笑生,他们有没有凭《红楼梦》或《金瓶梅》拿过一分钱版税?没有。是什么支撑着他们甘愿付出毕生的心血?这就是对文学事业的无怨无悔的热爱。” 归根到底,邱华栋认为,好作家的标准是能否为读者提供独特价值。“你凭什么要大家读你的书?我自己写作时也常常这么问自己。在我看来,作家一定要为读者提供有意思的信息。这两天读李洱的小说《应物兄》,我边看边赞叹,李洱实在太厉害了,《应物兄》简直是一部百科全书——里面有儒家文化,有诗经文学传统,但这些知识不是枯燥无味的,而是经过作家天才般的审美想象处理过的东西,因而具有别样的价值。”邱华栋说。 “写下这些作品时,我正在报社做记者。新闻结束之时,正是小说开始的地方。”邱华栋说。这些小说对社会现实的把握太及时了,以至于作家刘震云在为邱华栋小说《教授》做序时,称别的作家写的是“故”事,他写的是“新”事:“他能迅速把我们刚刚看见的生活,眼巴前发生的新事,迅速放到他的小说里。当代社会变化多端,像一杯浑水,澄清需要时间,但邱华栋等不得。这个好与不好的浑浊和新生,也许更加接近真实。”作家刘心武也为邱华栋的创作下了精妙的论断,称他这一时期的创作是“与生命共时空的文字”。 新的未必是好的,但毕竟启示着未来。在《人民文学》,邱华栋曾参与推动“非虚构写作”,鼓励青年作家走向生活深处;推动“边地散文”创作,包括资助作家李娟跟随哈萨克族牧民在阿勒泰山地区转场游牧;关注现代知识女性的“闺阁体散文”,作者多是80后、90后女作家,如纳兰妙殊、陆蓓容、沈书枝、张怡微,等等。“好多批评家说当代文学‘泡沫’太多,质量上乘的作品太少,我不这么认为。写作是基本人权之一,大狗小狗都要叫。数量上去了,自然有佳作脱颖而出。”邱华栋说。 早在90年代,邱华栋就创作了六七十篇“社区人”系列中短篇小说,在国内文学杂志上形成一轮地毯式“轰炸”,有评论称他是继王朔之后都市文学新的代言人。在这些作品中,邱华栋以一个“新北京人”的视角,敏锐地捕捉90年代城市化进程刚刚开始之际,时代的裂变给这座城市造成的肌理上的细微变化,包括新生阶层的出现和崛起,以及他们的隐疾和暗伤。邱华栋坦言,自己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北京这座城市一起度过一段快速变革的时期,并成为这个时期的观察者和记录者。